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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安全”:社会治理“红线”与“核心”

时间:2017-09-08 09:42 来源:www.anjia8.com 阅读:

浙江大学 余潇枫 潘临灵 宁波检验检疫局 卢厚林

“质量安全”是不因质量问题或事故而带来危险或威胁的状态与能力。从目前社会暴露出的一系列质量安全危机事件来看,社会治理中的质量安全管理“缺失”是质量安全危机事件多发的主要原因。质量一旦出现问题,质量安全就没有保障,就会对人的健康、财产乃至生命造成重大的威胁和伤害。

“社会治理”的提出与发展

全球治理委员会(1995)在《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中对治理作出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可见,治理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管理组织公共事务,是凸显社会整体的共治。随着治理概念的流行,以“维稳”为切入点的“社会管理”逐渐被以“个体福祉”为目的的“社会治理”所替代。社会治理是“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诸行为者,通过平等的合作型伙伴关系,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规范和管理,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相应的质量安全治理也应该是一个全社会质量共治的过程。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探索,我国正在形成一种以“民主、法治、公平、责任、透明、廉洁、高效、和谐为目标的治理模式”。

在追求“速度规模型”经济增长过程中,我国社会治理的较薄弱环节是质量安全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与质量相关的法律法规严重滞后于现实。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指导思想是“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率为核心”,这就要求我们在未来的社会治理中加强质量安全治理(质量管理法治与质量维护共治)。如果说管理更多强调的是需要法律保障的自上至下的纵向活动的话,那么治理则强调的是需要全民参与的多元行为主体共同努力的活动。

质量时代加速社会治理的转型

社会治理转型是一种特殊的结构变动。由“速度时代”向“质量时代”的社会转型中社会治理面临的“两难”是既“求质量”又“求数量”需求的满足,强调质量安全的社会治理创新必须破解这一难题。在质量时代实现质量强国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必由之路。质量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以“数量”为导向的经济发展转变为以“质量”为导向的经济发展。这表明,单纯的对国内生产总值(GDP)追求不再是经济增长的单一目的,也不再是考核的唯一指标,速度与质量不再是非此即彼,而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以“质量意识”“质量安全”“质量至上”为标志的全民“质量自觉”将成为社会普遍的行为方式。但是必须承认的是,要完成社会治理从“重量胜于重质”到“重质胜于重量”的转型有相当的难度。从国际社会反观我国现状,我国被称为“世界工厂”,不仅是全球制造大国,也是贸易大国,有200余种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但“国际上畅销的‘中国制造’,大量的还是中低端产品”,我国“质量不合格产品造成的直接损失达数千亿元,间接损失更大”;从国内发展形势来看,我国城乡消费结构差别导致质量需求、质量满意都有较大差别,而且消费者已不再满足单一的、适用的基本消费,开始追求个性化、多样化的高端消费;社会结构上,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不断强化,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导致劳动供给增速放缓,“人口红利”逐步消失;技术能力上,我国仍然处于缺乏核心技术和品牌优势的阶段,高新技术产品依然依赖进口;市场竞争上,我国已经从主要的数量扩张、速度推动和价格优势,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创新型为主的竞争,但质量提升任务艰巨。

“质量安全”是社会治理“红线”与“核心”

回溯世界强国的发展历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时期,政府往往以质量为推手,以质量支持经济增长,更是把质量振兴、质量发展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战略举措,“把质量上升到战略层面”,通过质量振兴和发展来完成产业结构的调整。自上世纪50年代,德国实施“以质量推动品牌建设、以品牌助推产品出口”的质量政策,使得德国在汽车、机械、电子等传统领域,以“质量可靠,经久耐用、做工精细、供货及时、服务周到”的“德国制造”闻名。企业和产品以质量信誉占领着全球市场,成为德国经济增长的主要保障。上世纪60年代,日本实施质量救国战略,通过《工业标准法》《企业合理化促进法》戴明质量奖,并推广全面质量管理,促使日本产品凭借质量优势进入欧美和全球市场。美国政府为迎接日本的挑战,设立“马克姆·波里奇奖国家质量奖”,出台《质量振兴法案》,在全社会范围内推广。目前,世界上已有88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国家质量奖。设立国家质量奖,能够增强企业责任感,激励企业在质量上追求卓越,让质量上乘的企业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从而促进国家质量整体水平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质量工作”日趋重视。我国自1978年开始举办“质量月”,自1992年开始举行全国质量工作会议,自2013年开始召开中国质量大会,目前已有26个省份设立政府质量奖,建立全国质量工作部级联席会议制度,制定、修订和出台了一批重要法律法规,“推动将质量工作融入产业、区域、科技、人才等重大发展规划,为质量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但是,我国对“质量安全工作”的重视程度仍然不够,“质量安全”多是作为一种治理能力的“底线”存在,只有在发生危机事件时才被强调和重视,而没有提升到作为国家战略的高度。内含质量安全的社会公共安全作为社会治理能力强弱的直接表现,是评判社会稳定与否的“晴雨表”和“压力阀”。社会公共安全体系“内容逻辑”上的“生命安全、财产安全、生产安全、公共产品安全和公共场所安全”,对应的是“质量安全”包含的产品、工程、服务、环境、管理等方面保障的内容,而能否保障这些安全也是社会治理体系是否完备的标志。从目前社会暴露出的一系列质量安全危机事件来看,社会治理中的质量安全管理“缺失”是质量安全危机事件多发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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